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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原本有一种想法是将“银储券”作为工业品购买券，要购买元老院生产的商品必需使用新货币，但是财经口的人认为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因为元老院生产的工业品，从覆盖人群和使用范围来说依然不够大。
财经口的意见是元老院必需掌握广州的“米”、“盐”、“布”这三件居民基本消费品的渠道，确保新币能随时购买到这三样必需品。
只要纸币能够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是否能够兑换成银元就不再关键。否则就算能确保市面上每一元银储券在银行里都有一个银元作为储备也无济于事。
当初人民币能够在混乱的货币市场上站稳脚跟，除了靠行政力量强制银元退场，关键是政府能够控制“两白一黑”（米、棉纱和煤）的供应渠道，从而维持住纸币的基本信用。
财经省面临的情况和1949年不同，但是废两改元，银钞通兑依旧是一件对金融市场来说天翻地覆的大事，要保证新货币能够被接收，流通，再多的金融理论都抵不过最基本的原则：要让钱“值钱”。
金银并不天然“值钱”，在金银泛滥商品稀缺的地方，它们同样遭到巨大的贬值。在17世纪的中国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满清。
满清靠着多次入关掳掠，获得了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说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但是巨额的金银财宝倾泻在这一小片寒冷贫瘠的土地上，带来的只有恶性的通货膨胀。大明对其实行贸易禁运的结果是满清只能和同样贫瘠且心怀敌意的朝鲜进行几乎强制性的贸易，从山西商人那里获得的商品更是杯水车薪。
派往盛京进行贸易的黄骅原来写来的报告里充满了“百物腾贵”，“商品稀缺”的字眼，中下层官员生活困难，甚至有官员因为被迫出卖御赐之物获罪的事情发生。满清不断的要求元老院运来粮食，开价甚至高达每石四十两银子。
“所以准备多少银币并不是关键问题。虽然我们的新货币已经不再是米本位了，但是货币的价值依然需要这些基本商品来背书。”陈策阐述完新货币发行计划之后加上了这句结束语。
刘翔说：“我不是置疑财政省的政策。但是……但是，老百姓对纸币可是一点好感都没有。我们现在拿出纸币发工资、买东西，恐怕，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市场接受度不高，总不能搞强迫贸易吧，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陈策说：“这个自然，不然财政省何必再给你加拨二十万元的银币？就是为了减少流通阻力嘛。”
刘翔心道这明明是在广州缴获的战利品！企划院把一府两县广东布政司的官库都翻了个底朝天，弄到了二十几万两库银上交国库，现在拨给广州二十万元不天经地义么？就算有杂色损耗的问题，你们还漂没了不少！
但是在如何处置战利品上他并无发言权，只好做出诚恳的感谢状：“要你们多支持啊。我这里的抄家银子断然不会少，只求财经省要多多考虑我们作为新货币试验区的特殊性。”
陈策说：“你放心就是。新币制不仅仅是广州的事，更是关系到整个元老院大业的事。”
既然财经省已经定下了基调，那么他刘翔只有“坚决执行”。今天晚上的会议实际就是按照财经省的发行计划布置工作。
郑尚洁说：“我有个问题。如果新货币还是要靠米来背书，岂不是我们还得规定一块银元能买多少米吗？”郑尚洁迟疑道，“等于是变相的米本位。”
“不，郑局长，你的概念不是米本位，而是限价政策。”陈策说，“市场上米、盐、布的价格由市场去决定，在一定幅度内上涨或者下跌都是允许。我们要做得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物价，维持物价的稳定。”
郑尚洁忽然意识这件事的工作量有多大，她惊呼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要控制城里的所有米店布店，还是准备大规模开国营商店？”
“不，没这么夸张。”张易坤说，“我们只要控制住批发渠道就行了。”
林佰光点头：“不错，广州的生活必需品其实都仰仗外地供给，控制住外来批发渠道也就等于控制住了市场。”
陈策问道：“这事好办吗？”
林佰光微微一笑，说：“凡是要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事情都不好办。好处是我们是新生政权又是外来户，没有千丝万缕的利益羁绊。”
林佰光口中的利益集团，说得是牙行。
广州的粮食并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外来的米粮输入。但是明代的贸易并不是自由贸易。外来行商并不能在城市里自由销售运来的货物，必需通过持有牙帖的牙商来发卖。牙行原本是中介人的角色，但是官府通过颁发牙帖等于是允许他们垄断了某些行业的贸易。
由于牙行是坐地虎，又有官方授予的“独家垄断权”，自然对行商竭尽盘剥之事。牙行并无资本，也无需资本。牙商强迫行商赊账放货给牙行，再由牙行批发出卖。在运作中行商往往收不到货款或者拖欠日久。即使能够按时结款，往往也会打很大的折扣。英国人深恶痛绝在鸦片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废除的广州十三行制度实际也是一种牙行。
米粮贸易在广州是由牙行垄断的。这点林佰光是十分清楚的。
“干掉牙行需要多久？”
“不需要多久。”林佰光笑了笑，“我想刘市长的桌子上，他们的帖子已经来了很久了。”
“我在等法务省给我派法官来组建临时法庭。”刘翔说，“老是组织军事法庭，第一不正规，第二有不少人看着眼红，冠冕堂皇的帽子给我预备了不少，咱戴不起。”
郑尚洁知道这几句谈笑中杀机已显。垄断广州贸易数百年的牙行的老板们家破人亡就在顷刻之间了！
她还记得前几天，有牙行的老板就走自己的贴身丫鬟－－不，生活秘书的路子，向自己奉上厚礼，卑词请托能见上“刘大人”一面。并且暗示说牙行“于公于私”都会“竭力报效”，其中意味不言自明。没想到这里已经在谈笑风生的准备“杀猪”了！
她忽然觉得有些害怕，这些男人，虽然高矮胖瘦各不相同，但是本质上都和自己的丈夫差不多，原来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而现在他们的言谈依旧是那种平淡无奇的话语，其中却带着阴险残忍的气味。就连他们的笑容，看起来也是暗藏狰狞。
“咱们归纳一下吧。”陈策说道，“为了让新货币流通起来，我们需要有警察……”
“这个有，很快就能大批上岗。”刘翔说。
“税务局。”
“这个得等税务总局派人来。我还不知道来得是谁呢。”
“为什么要税务局？”郑尚洁问。她在米国生活了很多年，一听到税务局就会不由自主的打冷颤。
刘翔解释道：“货币的信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家是否承认它的价值。税收是最能体现的。哪怕你发行的竹片木片，只要收税的时候认账，老百姓就会认可它的价值。大明宝钞会完蛋就是因为皇帝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花出去当它是真金白银，收税只说是废纸－－全国只有几个钞关才承认它是钱。”
“法院。”
“很快到位。”
“米、盐、布的投放。”
刘翔说：“我们在广州的其他商业渠道都是走高档奢侈品路线的。紫诚记虽然也走日用工业品批发，但是都不沾米和盐。倒是经销布。润世堂是卖药的，也算不上生活必需品。”
“食盐这事有点复杂，”林佰光说，“这是专卖局的生意。”
“食盐问题不大，专卖局只要设立一个批发档口就基本解决了。粮食的话，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粮栈来担任广州的粮食总批发工作。”郑尚洁说，“可以叫大昌广州分号来做。”
大昌过去在广州设立分号并不为粮食贸易。本质上是税务机关驻广州征收珠江三角洲“合理负担”的马甲。征收的粮食也大多是运往海南和台湾的。很少在本地销售。不过因为有这段历史，不管是牌子、仓储还是人员都是现成的，直接转为粮食批发企业也不难。
“大昌的地方税务局角色可以取消，现在用不着这层马甲了，税收功能和人员剥离给税务局，大昌以后就转为国有商业企业。除了大昌，也可以叫山海两路的人马都进来开店。”郑尚洁有心想大干一场，早就在盘算扩大自己手下的势力，“万有经销的是南北杂货，经销东西很杂，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回笼货币的渠道。”
陈策说：“这样就差不多了。我来说说具体的发行措施。”
他从公务包里掏出一页纸来，逐条解说起来。
元老院原本有一种想法是将“银储券”作为工业品购买券，要购买元老院生产的商品必需使用新货币，但是财经口的人认为这样做意义并不大，因为元老院生产的工业品，从覆盖人群和使用范围来说依然不够大。
财经口的意见是元老院必需掌握广州的“米”、“盐”、“布”这三件居民基本消费品的渠道，确保新币能随时购买到这三样必需品。
只要纸币能够购买到生活必需品，是否能够兑换成银元就不再关键。否则就算能确保市面上每一元银储券在银行里都有一个银元作为储备也无济于事。
当初人民币能够在混乱的货币市场上站稳脚跟，除了靠行政力量强制银元退场，关键是政府能够控制“两白一黑”（米、棉纱和煤）的供应渠道，从而维持住纸币的基本信用。
财经省面临的情况和1949年不同，但是废两改元，银钞通兑依旧是一件对金融市场来说天翻地覆的大事，要保证新货币能够被接收，流通，再多的金融理论都抵不过最基本的原则：要让钱“值钱”。
金银并不天然“值钱”，在金银泛滥商品稀缺的地方，它们同样遭到巨大的贬值。在17世纪的中国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满清。
满清靠着多次入关掳掠，获得了相对于其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说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但是巨额的金银财宝倾泻在这一小片寒冷贫瘠的土地上，带来的只有恶性的通货膨胀。大明对其实行贸易禁运的结果是满清只能和同样贫瘠且心怀敌意的朝鲜进行几乎强制性的贸易，从山西商人那里获得的商品更是杯水车薪。
派往盛京进行贸易的黄骅原来写来的报告里充满了“百物腾贵”，“商品稀缺”的字眼，中下层官员生活困难，甚至有官员因为被迫出卖御赐之物获罪的事情发生。满清不断的要求元老院运来粮食，开价甚至高达每石四十两银子。
“所以准备多少银币并不是关键问题。虽然我们的新货币已经不再是米本位了，但是货币的价值依然需要这些基本商品来背书。”陈策阐述完新货币发行计划之后加上了这句结束语。
刘翔说：“我不是置疑财政省的政策。但是……但是，老百姓对纸币可是一点好感都没有。我们现在拿出纸币发工资、买东西，恐怕，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市场接受度不高，总不能搞强迫贸易吧，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陈策说：“这个自然，不然财政省何必再给你加拨二十万元的银币？就是为了减少流通阻力嘛。”
刘翔心道这明明是在广州缴获的战利品！企划院把一府两县广东布政司的官库都翻了个底朝天，弄到了二十几万两库银上交国库，现在拨给广州二十万元不天经地义么？就算有杂色损耗的问题，你们还漂没了不少！
但是在如何处置战利品上他并无发言权，只好做出诚恳的感谢状：“要你们多支持啊。我这里的抄家银子断然不会少，只求财经省要多多考虑我们作为新货币试验区的特殊性。”
陈策说：“你放心就是。新币制不仅仅是广州的事，更是关系到整个元老院大业的事。”
既然财经省已经定下了基调，那么他刘翔只有“坚决执行”。今天晚上的会议实际就是按照财经省的发行计划布置工作。
郑尚洁说：“我有个问题。如果新货币还是要靠米来背书，岂不是我们还得规定一块银元能买多少米吗？”郑尚洁迟疑道，“等于是变相的米本位。”
“不，郑局长，你的概念不是米本位，而是限价政策。”陈策说，“市场上米、盐、布的价格由市场去决定，在一定幅度内上涨或者下跌都是允许。我们要做得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物价，维持物价的稳定。”
郑尚洁忽然意识这件事的工作量有多大，她惊呼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要控制城里的所有米店布店，还是准备大规模开国营商店？”
“不，没这么夸张。”张易坤说，“我们只要控制住批发渠道就行了。”
林佰光点头：“不错，广州的生活必需品其实都仰仗外地供给，控制住外来批发渠道也就等于控制住了市场。”
陈策问道：“这事好办吗？”
林佰光微微一笑，说：“凡是要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事情都不好办。好处是我们是新生政权又是外来户，没有千丝万缕的利益羁绊。”
林佰光口中的利益集团，说得是牙行。
广州的粮食并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外来的米粮输入。但是明代的贸易并不是自由贸易。外来行商并不能在城市里自由销售运来的货物，必需通过持有牙帖的牙商来发卖。牙行原本是中介人的角色，但是官府通过颁发牙帖等于是允许他们垄断了某些行业的贸易。
由于牙行是坐地虎，又有官方授予的“独家垄断权”，自然对行商竭尽盘剥之事。牙行并无资本，也无需资本。牙商强迫行商赊账放货给牙行，再由牙行批发出卖。在运作中行商往往收不到货款或者拖欠日久。即使能够按时结款，往往也会打很大的折扣。英国人深恶痛绝在鸦片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废除的广州十三行制度实际也是一种牙行。
米粮贸易在广州是由牙行垄断的。这点林佰光是十分清楚的。
“干掉牙行需要多久？”
“不需要多久。”林佰光笑了笑，“我想刘市长的桌子上，他们的帖子已经来了很久了。”
“我在等法务省给我派法官来组建临时法庭。”刘翔说，“老是组织军事法庭，第一不正规，第二有不少人看着眼红，冠冕堂皇的帽子给我预备了不少，咱戴不起。”
郑尚洁知道这几句谈笑中杀机已显。垄断广州贸易数百年的牙行的老板们家破人亡就在顷刻之间了！
她还记得前几天，有牙行的老板就走自己的贴身丫鬟－－不，生活秘书的路子，向自己奉上厚礼，卑词请托能见上“刘大人”一面。并且暗示说牙行“于公于私”都会“竭力报效”，其中意味不言自明。没想到这里已经在谈笑风生的准备“杀猪”了！
她忽然觉得有些害怕，这些男人，虽然高矮胖瘦各不相同，但是本质上都和自己的丈夫差不多，原来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而现在他们的言谈依旧是那种平淡无奇的话语，其中却带着阴险残忍的气味。就连他们的笑容，看起来也是暗藏狰狞。
“咱们归纳一下吧。”陈策说道，“为了让新货币流通起来，我们需要有警察……”
“这个有，很快就能大批上岗。”刘翔说。
“税务局。”
“这个得等税务总局派人来。我还不知道来得是谁呢。”
“为什么要税务局？”郑尚洁问。她在米国生活了很多年，一听到税务局就会不由自主的打冷颤。
刘翔解释道：“货币的信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家是否承认它的价值。税收是最能体现的。哪怕你发行的竹片木片，只要收税的时候认账，老百姓就会认可它的价值。大明宝钞会完蛋就是因为皇帝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花出去当它是真金白银，收税只说是废纸－－全国只有几个钞关才承认它是钱。”
“法院。”
“很快到位。”
“米、盐、布的投放。”
刘翔说：“我们在广州的其他商业渠道都是走高档奢侈品路线的。紫诚记虽然也走日用工业品批发，但是都不沾米和盐。倒是经销布。润世堂是卖药的，也算不上生活必需品。”
“食盐这事有点复杂，”林佰光说，“这是专卖局的生意。”
“食盐问题不大，专卖局只要设立一个批发档口就基本解决了。粮食的话，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粮栈来担任广州的粮食总批发工作。”郑尚洁说，“可以叫大昌广州分号来做。”
大昌过去在广州设立分号并不为粮食贸易。本质上是税务机关驻广州征收珠江三角洲“合理负担”的马甲。征收的粮食也大多是运往海南和台湾的。很少在本地销售。不过因为有这段历史，不管是牌子、仓储还是人员都是现成的，直接转为粮食批发企业也不难。
“大昌的地方税务局角色可以取消，现在用不着这层马甲了，税收功能和人员剥离给税务局，大昌以后就转为国有商业企业。除了大昌，也可以叫山海两路的人马都进来开店。”郑尚洁有心想大干一场，早就在盘算扩大自己手下的势力，“万有经销的是南北杂货，经销东西很杂，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回笼货币的渠道。”
陈策说：“这样就差不多了。我来说说具体的发行措施。”
他从公务包里掏出一页纸来，逐条解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