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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珂，本姓王，后改姓李，小字二十三，镇州平山人，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末代皇帝，明宗李嗣源养子，母为宣宪皇后魏氏。早年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官至凤翔节度使，封爵潞王。后唐闵帝李从厚即位，对手握重兵的李从珂多有猜忌，遂将李重吉由禁军将领调任亳州团练使，令李从珂已经出家的女儿入宫为质，听从朱弘昭、冯赟等大臣的建议，将李从珂从凤翔节度使调任北京留守，但是李从珂拒不受代。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后唐大军包围凤翔，李从珂亲自劝降旧部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战争形势逆转，后唐军队大败，李从珂攻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清泰。
李从珂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意图削其兵权，石敬瑭拒不从命，起兵反叛。为对付后唐军队，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称臣，获得契丹军队的支援，击败前来讨伐的后唐军队，随后出兵洛阳，面对压境强兵，麾下诸将纷纷投降，李从珂登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李从珂，本姓王，出身镇州平山民家，自幼丧父，与母亲魏氏相依为命，李嗣源率军攻取平山，俘虏魏氏母子，并将魏氏纳为妾室，魏氏之子年已十岁，被李嗣源收为养子，取名为李从珂。身长七尺有余，端谨稳重，沉默寡言，而且相貌雄伟，勇猛刚毅，深受李嗣源喜爱。
后来，李从珂随李嗣源南征北讨，以骁勇敢战着称，颇得李存勖的称赞。李存勖与后梁的军队在胡柳陂作战，两方的军队都疲惫不堪，李从珂护卫李存勖夺取土山，摧毁敌军精锐，他们的军队才又振奋起来。当时，李嗣源已先渡过黄河，李存勖不高兴，问他说：“你应当为我拼死战斗，渡河往哪里去？”李嗣源认罪，李存勖因为李从珂作战有功，于是怨怒才消除。
李存勖率军和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交战，在梁军退却时，李从珂竟然领十几名骑兵混在敌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后退，等到抵达敌人的营寨大门时，李从珂大喊一声，杀死几个敌兵，然后用斧头砍下敌人的了望杆从容回到自己营寨。李存勖见状，大叫：“壮哉，阿三！”立即让人拿酒来，亲手赐给他一大杯，李存勖本人就总喜欢冒险作战，李从珂的举动使他极为振奋。
李从珂跟随李嗣源攻破郓州，李存勖在中都打败梁朝大将王彦章，迅速赶赴汴州，李嗣源率领先锋部队，李从珂率领精锐骑兵跟随，昼夜兼程行进，最先攻下汴州城。李存勖慰劳李嗣源说：“恢复唐国天下，是你们父子的功劳。”因功被任命为卫州刺史。
李嗣源奉命往北抵御契丹，因为家在太原，李嗣源上表请求任命李从珂为北京内衙指挥使，李存勖不高兴，改任命李从珂为突骑都指挥使，驻守石门。
魏州军兵叛乱，李嗣源赶赴洛阳，当时李从珂在横水率领部下由曲阳、盂县直奔常山，与王建立会合，昼夜兼程，渡过黄河向南进军，因此，李嗣源的军队声势大振。明宗任命李从珂为河中节度使，加官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检校太傅、检校太尉。李从珂被授予左卫大将军，恢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府尹官职，担任西京留守，晋升为太尉，调任凤翔节度使，封为潞王。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对李从珂倍加猜忌，先是解除了他儿子李重吉的禁军之权，改任亳州刺史，调离京师；然后又召他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进宫。李从珂听到儿子被外调，女儿被内召，知道新主对他产生了猜忌，终日惶惶不安。
后来，闵帝更是听从朱弘昭、冯赟等人的建议，实行“换镇”政策：诏令李从珂离开凤翔，改任河东节度使。李从珂接到诏令后，颇感不满，想要抗命，又觉得自己兵弱粮少，于是和部下商议。众将领都说：“皇上年幼，朝政都把握在朱、冯两人手里，主上功高盖主，如果离开凤翔，一定凶多吉少。”李从珂于是下定决心，举兵反叛。
潞王李从珂自凤翔出发，起兵反叛。李从珂反后，让人起草了檄文散发到各地，以清君侧除奸臣为名，请求各节度使共同出兵攻打京师，杀掉朱弘昭、冯赟等人。李从厚命王思同领兵来讨伐，王思同集结各路兵马围攻凤翔城。
凤翔城，不是重镇，城低河窄水浅，无法固守。王思同的军队和李从珂的相比，占了很大优势。在朝廷重兵的大力攻击下，凤翔城东、西关的小城先后失守，李从珂的属下伤亡也很大，再打下去，城池难保，李从珂站在城头上，焦急万分，恨自己没有早点防备，以致将要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情急之下，李从珂三下五除二，将上身的衣服脱掉，露出身上的一个个伤疤，然后站到了城墙上，大哭着说：“我自小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才有了今天的江山社稷；你们大家跟着我，这些事都看在眼里。现在，朝廷宠信佞臣，猜忌自家骨肉，我究竟有什么罪要受此惩罚啊！”在生死关头，李从珂哭得声泪俱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许多攻城的军士动了恻隐之心，转而支持他，先后劝降曾经的部下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等攻城将领，并趁机一举击败李从厚派遣的所有军队，随即拥兵东进，兵锋直指都城洛阳。
一路上，各郡县无不望风而降，朝廷派来征讨的军马，也先后投到了李从珂麾下。兵至陕州，进逼洛阳，李从厚无兵无将，仓促出逃。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从珂假意不从。第二天，太后下诏废李从厚为鄂王，命李从珂为监国，又立李从珂为帝，他这才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
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每个士兵在进入洛阳后，可以得100缗钱作为奖赏，但到了洛阳后，向三司使王玫询问并清点府库情况，金钱和布帛加起来远远不够奖赏。李从珂很生气，王玫建议搜刮京城百姓的财产作为替代，执政官员建议，以房产为标准来筹措，不论士大夫还是平民，不论是自己居住还是租赁的，都先借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了。
过了十几天，百姓的财产被执行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搜刮，也只得到十几万。李从珂发怒，王玫等人都被抓进了军巡使的监狱，然后不分日夜地催促人们上缴租金，监狱都被抓来的人填满了，甚至逼得有人上吊、投井自杀的。到了这个时候，把所有库藏的旧东西以及各道贡献的物品，甚至于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什么的全部搜刮了出来，也才又凑出20万缗，仍不够奖赏。
后来，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建议减少士兵的奖赏获得同意，士兵们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说的就是闵帝李从厚仁慈软弱如菩萨，末帝李从珂严厉坚强如生铁，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一点后悔。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李从珂面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人因此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觐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使有一点浅见，慑于陛下的威势，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卢文纪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这些人一旦到了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他们一无所知，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就是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欲图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的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逐个考较检查他们的武艺，考问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就擢升他为高级将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就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徵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治国无能，即位后任用卢文纪等庸才为相，致使国事日益败坏。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李从珂与石敬瑭两人原本都是李嗣源手下骁将，皆以勇武着称，彼此存有竞争之心，李从珂即位后，对坐镇晋阳的石敬瑭愈发猜忌，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牵制并监视石敬瑭。李从珂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素有谋反之意，当然拒绝调任。
于是，石敬瑭叛变，同时他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明宗第四子），李从珂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同时派遣张敬达率兵数万进攻晋阳，并命各镇联合讨伐。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契丹主亲自率军五万增援石敬瑭，但因联军各怀鬼胎，致大败于团柏谷，死伤万余人。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大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此时，后唐兵力还很强，但李从珂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不敢领兵出战，坐等灭亡，各镇将领见状，纷纷投降石敬瑭。
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带着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李从珂死后无谥号及庙号，称之为末帝或废帝，传国玉玺亦在此时遗失不知所踪，石敬瑭命人收敛其遗骨，葬于徽陵以南。
李从珂，本姓王，后改姓李，小字二十三，镇州平山人，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末代皇帝，明宗李嗣源养子，母为宣宪皇后魏氏。早年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官至凤翔节度使，封爵潞王。后唐闵帝李从厚即位，对手握重兵的李从珂多有猜忌，遂将李重吉由禁军将领调任亳州团练使，令李从珂已经出家的女儿入宫为质，听从朱弘昭、冯赟等大臣的建议，将李从珂从凤翔节度使调任北京留守，但是李从珂拒不受代。李从珂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后唐大军包围凤翔，李从珂亲自劝降旧部羽林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战争形势逆转，后唐军队大败，李从珂攻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清泰。
李从珂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意图削其兵权，石敬瑭拒不从命，起兵反叛。为对付后唐军队，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称臣，获得契丹军队的支援，击败前来讨伐的后唐军队，随后出兵洛阳，面对压境强兵，麾下诸将纷纷投降，李从珂登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灭亡。
李从珂，本姓王，出身镇州平山民家，自幼丧父，与母亲魏氏相依为命，李嗣源率军攻取平山，俘虏魏氏母子，并将魏氏纳为妾室，魏氏之子年已十岁，被李嗣源收为养子，取名为李从珂。身长七尺有余，端谨稳重，沉默寡言，而且相貌雄伟，勇猛刚毅，深受李嗣源喜爱。
后来，李从珂随李嗣源南征北讨，以骁勇敢战着称，颇得李存勖的称赞。李存勖与后梁的军队在胡柳陂作战，两方的军队都疲惫不堪，李从珂护卫李存勖夺取土山，摧毁敌军精锐，他们的军队才又振奋起来。当时，李嗣源已先渡过黄河，李存勖不高兴，问他说：“你应当为我拼死战斗，渡河往哪里去？”李嗣源认罪，李存勖因为李从珂作战有功，于是怨怒才消除。
李存勖率军和后梁军队在黄河岸边交战，在梁军退却时，李从珂竟然领十几名骑兵混在敌人当中和他们一起后退，等到抵达敌人的营寨大门时，李从珂大喊一声，杀死几个敌兵，然后用斧头砍下敌人的了望杆从容回到自己营寨。李存勖见状，大叫：“壮哉，阿三！”立即让人拿酒来，亲手赐给他一大杯，李存勖本人就总喜欢冒险作战，李从珂的举动使他极为振奋。
李从珂跟随李嗣源攻破郓州，李存勖在中都打败梁朝大将王彦章，迅速赶赴汴州，李嗣源率领先锋部队，李从珂率领精锐骑兵跟随，昼夜兼程行进，最先攻下汴州城。李存勖慰劳李嗣源说：“恢复唐国天下，是你们父子的功劳。”因功被任命为卫州刺史。
李嗣源奉命往北抵御契丹，因为家在太原，李嗣源上表请求任命李从珂为北京内衙指挥使，李存勖不高兴，改任命李从珂为突骑都指挥使，驻守石门。
魏州军兵叛乱，李嗣源赶赴洛阳，当时李从珂在横水率领部下由曲阳、盂县直奔常山，与王建立会合，昼夜兼程，渡过黄河向南进军，因此，李嗣源的军队声势大振。明宗任命李从珂为河中节度使，加官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检校太傅、检校太尉。李从珂被授予左卫大将军，恢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府尹官职，担任西京留守，晋升为太尉，调任凤翔节度使，封为潞王。
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对李从珂倍加猜忌，先是解除了他儿子李重吉的禁军之权，改任亳州刺史，调离京师；然后又召他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进宫。李从珂听到儿子被外调，女儿被内召，知道新主对他产生了猜忌，终日惶惶不安。
后来，闵帝更是听从朱弘昭、冯赟等人的建议，实行“换镇”政策：诏令李从珂离开凤翔，改任河东节度使。李从珂接到诏令后，颇感不满，想要抗命，又觉得自己兵弱粮少，于是和部下商议。众将领都说：“皇上年幼，朝政都把握在朱、冯两人手里，主上功高盖主，如果离开凤翔，一定凶多吉少。”李从珂于是下定决心，举兵反叛。
潞王李从珂自凤翔出发，起兵反叛。李从珂反后，让人起草了檄文散发到各地，以清君侧除奸臣为名，请求各节度使共同出兵攻打京师，杀掉朱弘昭、冯赟等人。李从厚命王思同领兵来讨伐，王思同集结各路兵马围攻凤翔城。
凤翔城，不是重镇，城低河窄水浅，无法固守。王思同的军队和李从珂的相比，占了很大优势。在朝廷重兵的大力攻击下，凤翔城东、西关的小城先后失守，李从珂的属下伤亡也很大，再打下去，城池难保，李从珂站在城头上，焦急万分，恨自己没有早点防备，以致将要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情急之下，李从珂三下五除二，将上身的衣服脱掉，露出身上的一个个伤疤，然后站到了城墙上，大哭着说：“我自小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满身创伤，才有了今天的江山社稷；你们大家跟着我，这些事都看在眼里。现在，朝廷宠信佞臣，猜忌自家骨肉，我究竟有什么罪要受此惩罚啊！”在生死关头，李从珂哭得声泪俱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许多攻城的军士动了恻隐之心，转而支持他，先后劝降曾经的部下羽林军指挥使杨思权、都指挥使尹晖等攻城将领，并趁机一举击败李从厚派遣的所有军队，随即拥兵东进，兵锋直指都城洛阳。
一路上，各郡县无不望风而降，朝廷派来征讨的军马，也先后投到了李从珂麾下。兵至陕州，进逼洛阳，李从厚无兵无将，仓促出逃。李从珂率军进入洛阳城，宰相冯道率领文武百官劝进，李从珂假意不从。第二天，太后下诏废李从厚为鄂王，命李从珂为监国，又立李从珂为帝，他这才登基，做了皇帝，是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
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每个士兵在进入洛阳后，可以得100缗钱作为奖赏，但到了洛阳后，向三司使王玫询问并清点府库情况，金钱和布帛加起来远远不够奖赏。李从珂很生气，王玫建议搜刮京城百姓的财产作为替代，执政官员建议，以房产为标准来筹措，不论士大夫还是平民，不论是自己居住还是租赁的，都先借五个月的租金。李从珂同意了。
过了十几天，百姓的财产被执行的官员千方百计地搜刮，也只得到十几万。李从珂发怒，王玫等人都被抓进了军巡使的监狱，然后不分日夜地催促人们上缴租金，监狱都被抓来的人填满了，甚至逼得有人上吊、投井自杀的。到了这个时候，把所有库藏的旧东西以及各道贡献的物品，甚至于太后、太妃所用的器皿、服饰、簪环什么的全部搜刮了出来，也才又凑出20万缗，仍不够奖赏。
后来，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建议减少士兵的奖赏获得同意，士兵们贪得无厌，仍然不满意，编造歌谣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说的就是闵帝李从厚仁慈软弱如菩萨，末帝李从珂严厉坚强如生铁，所以大家心里都有一点后悔。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拥兵自重、虎视眈眈，伺机想推翻他的统治，而朝廷内部则人心涣散，互相猜忌，各种矛盾和弊端也积重难返。李从珂面对时局深感忧虑，很想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没有人能替他分忧，抱怨宰相卢文纪等，从没有提出一点对朝廷军国大事有益的建议。卢文纪等人因此上疏辩解说：“我们每隔五天进宫问候陛下起居平安，跟文武两班官员列队觐见，时间短暂，虽有例行的对话，但满眼都是侍卫，即使有一点浅见，慑于陛下的威势，也不敢当众提出。请陛下恢复前代皇帝延英殿奏事制度，只允许宰相和负责机要的臣属在旁侍候，只有这样才能畅所欲言。”
李从珂闻奏，很不以为然，觉得卢文纪说得太过分了，就下诏说：“旧制五天进宫一次，文武百官退出后，宰相可以独留，如果是一般的事务，不妨当众奏报。如果事属机密，当天不合适时，那就不管哪一天，都可以先到宫门呈报，我当然会把左右侍从全部遣开，在便殿接待，何必一定要沿用过去的延英殿奏事的名义。”李从珂的话是对的，卢文纪等人没有真知灼见，也没有什么责任心，的确没有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倒是一些下级官员的奏信颇有见识。
太常丞史在德，性情疏狂直率，上书对朝廷及地方文武官员一一抨击，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在奏疏中说：“朝廷用人，差不多都是滥竽充数，号称‘将领’的人，没有军事常识，虽然身穿军装，手拿武器，可是这些人一旦到了战时却丢盔卸甲，失败时则背弃部属，先行逃走；号称‘文官’的人，更是很少有真正本领、反而品德恶劣，当询问他意见时，他们一无所知，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就是写篇文章，也不得不请人代笔。这正是所谓虚设官职，浪费国家财力。现在，陛下维新中兴，欲图大事，正是改革弊政的时机。我建议，所有的军官，凡是身穿铠甲的，请下令本军大将，逐个考较检查他们的武艺，考问他们的兵法谋略。居低位而有将才的，就擢升他为高级将领；居高位而没有将才的，就贬作低级军官。至于文职官吏，则由皇上亲自出题，命中书令或宰相对他们当面考试，居下位而有大才，就擢升他任高官；居上位而没有大才的，就贬作低级官员。”
史在德的这封奏章，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可谓是切中肯綮，但也惹恼了宰相和在位的官员。卢文纪及补阙刘涛、杨昭俭等，都怒不可遏，一致要求对史在德严厉惩罚。李从珂对翰林学士马胤孙说：“我刚刚登极治理国家，言论应该开放，如果官员中因为提出意见被定罪，以后还有谁再敢说话？你替我起草一份诏书，使大家了解我的意思。”于是，就下诏说：“过去，魏徵请求太宗奖赏皇甫德参；现在，刘涛等人却要我处罚史在德，这两件事没有什么不同，建议却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史在德只是想为国尽忠，怎么可以责罚他呢？”这样一来，李从珂的威望就逐渐地建立了起来，朝政也就逐渐地被整顿好了。
李从珂打仗勇猛，但治国无能，即位后任用卢文纪等庸才为相，致使国事日益败坏。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李从珂与石敬瑭两人原本都是李嗣源手下骁将，皆以勇武着称，彼此存有竞争之心，李从珂即位后，对坐镇晋阳的石敬瑭愈发猜忌，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牵制并监视石敬瑭。李从珂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素有谋反之意，当然拒绝调任。
于是，石敬瑭叛变，同时他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明宗第四子），李从珂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同时派遣张敬达率兵数万进攻晋阳，并命各镇联合讨伐。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契丹主亲自率军五万增援石敬瑭，但因联军各怀鬼胎，致大败于团柏谷，死伤万余人。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大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此时，后唐兵力还很强，但李从珂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不敢领兵出战，坐等灭亡，各镇将领见状，纷纷投降石敬瑭。
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带着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李从珂死后无谥号及庙号，称之为末帝或废帝，传国玉玺亦在此时遗失不知所踪，石敬瑭命人收敛其遗骨，葬于徽陵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