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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唐朝大臣、文学家，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少有才名，明经及第，授左拾遗，进入河中幕府，擢校书郎，迁监察御史。由工部侍郎拜相，后出任同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丞，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去世时年五十三，追赠尚书右仆射，与白居易同科及第，结为终生诗友，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世称“元白”。其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新题乐府”直接缘于李绅。有《元氏长庆集》传世，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现存诗八百三十余首。
元稹，生于东都洛阳城南，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家族久居洛阳，世代为官。八岁时父亲元宽去世，家贫无业，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其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担起了教育元稹的担子。十五岁的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相对容易的明经科，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以明两经擢第，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为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得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后，与其家少女相爱。二十四岁的元稹第二次参加贡举，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也同登书判拔萃科，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在任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韦夏卿小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丛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职位为从八品。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
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奉命以详覆使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的他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正值仕途受挫时，其贤淑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因弹奏河南尹房式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余首。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元稹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
唐穆宗即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元稹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
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他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任浙东观察使的六年中，元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在镇署暴病，一日后便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其墓志由白居易撰写。
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唐朝大臣、文学家，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少有才名，明经及第，授左拾遗，进入河中幕府，擢校书郎，迁监察御史。由工部侍郎拜相，后出任同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丞，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去世时年五十三，追赠尚书右仆射，与白居易同科及第，结为终生诗友，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世称“元白”。其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新题乐府”直接缘于李绅。有《元氏长庆集》传世，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现存诗八百三十余首。
元稹，生于东都洛阳城南，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家族久居洛阳，世代为官。八岁时父亲元宽去世，家贫无业，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其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担起了教育元稹的担子。十五岁的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相对容易的明经科，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以明两经擢第，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为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得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后，与其家少女相爱。二十四岁的元稹第二次参加贡举，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也同登书判拔萃科，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在任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韦夏卿小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丛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职位为从八品。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
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奉命以详覆使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的他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正值仕途受挫时，其贤淑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因弹奏河南尹房式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余首。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元稹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
唐穆宗即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元稹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
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他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任浙东观察使的六年中，元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在镇署暴病，一日后便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其墓志由白居易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