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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字栖凤，西城人，隋代音乐家与哲学家。机敏聪慧，八岁入国子学，以国子博士受命考定钟律。又曾献上何妥车，以国子祭酒卒于官，着有《乐要》一卷、《周易讲疏》十三卷等。
何妥，父亲何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八岁时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萧绎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翙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翙。”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后周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隋文帝篡周建隋，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当时，纳言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在理。
何妥为此向隋文帝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隋文帝十分亲近、器重他。何妥因此对隋文帝说，苏威不可信任。
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隋文帝奏道：
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
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
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何妥书上奏给隋文帝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之后，隋文帝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
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文王。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
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
奏表上给隋文帝后，隋文帝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隋文帝请求再度使用黄钟，隋文帝下诏命令众臣讨论，众臣都同意这种做法。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隋文帝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何妥出任龙州刺史。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隋文帝有诏同意。隋文帝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隋文帝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何妥又上密奏给隋文帝，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隋代音乐家与哲学家。机敏聪慧，八岁入国子学，以国子博士受命考定钟律。又曾献上何妥车，以国子祭酒卒于官，着有《乐要》一卷、《周易讲疏》十三卷等。
何妥，父亲何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八岁时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萧绎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翙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翙。”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后周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隋文帝篡周建隋，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当时，纳言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在理。
何妥为此向隋文帝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隋文帝十分亲近、器重他。何妥因此对隋文帝说，苏威不可信任。
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隋文帝奏道：
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
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
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何妥书上奏给隋文帝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之后，隋文帝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
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文王。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
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
奏表上给隋文帝后，隋文帝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隋文帝请求再度使用黄钟，隋文帝下诏命令众臣讨论，众臣都同意这种做法。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隋文帝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何妥出任龙州刺史。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隋文帝有诏同意。隋文帝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隋文帝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何妥又上密奏给隋文帝，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