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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方面，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刚开始天主教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便丹麦在英格兰、荷兰与法国的支持下加入了新教阵营，仍旧敌不过帝国皇帝的打击。
景阳二十五年（1629），神圣罗马帝国将军瓦伦斯泰接连击败丹麦军队，将德意志地区重新纳入帝国版图，兵临波罗的海威胁到丹麦本土。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被迫求和，与帝国签订了《哥本哈根条约》，从此退出战争。
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了波罗的海沿岸，与一直致力于建立环波罗的海大国的瑞典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冲突。但瑞典正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一时间抽不开身。
这时候又一位历史名人站了出来，极力游说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再说服了法王路易十三，支持瑞典出兵对抗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人叫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法国首相，同时还是罗马教廷任命的红衣主教。
如果说俾斯麦是德国崛起的铁血首相，那黎塞留就是法国强盛的铁血首相。他上任之后平定了胡格诺派的叛乱，铲除了国内诸多反对国王的贵族，包括路易十三的兄弟们，让王权得到了巩固。
同时实施重商主义，鼓励法国工商业发展，支持法国商人进行跨洋贸易与荷兰商人展开竞争，扩大北美殖民地。以外交手段替法国商人在奥斯曼、波斯和沙皇俄国寻找商业机会。
在对外方面黎塞留也是个强硬派，他虽然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但始终认为国家利益高于教会，并将哈布斯堡家族视为阻碍法国发展的主要敌人。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黎塞留不光为瑞典扫平了出兵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道路，还说服法王路易十三每年资助瑞典100万里弗尔。并极力分化德意志天主教诸侯，诱使他们在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景阳二十六年（1630），年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亲率大军在波美拉尼亚（德国和波兰北部靠波罗的海地区）登陆，连战连捷，迅速巩固了德意志北部新教诸侯的地盘。
此后古斯塔夫二世一路向南，于1632年占据了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城。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在吕岑战役中，年仅38岁的瑞典国王不幸战死，瑞典军队虽然最终取胜，却受到了很大损失。
接下来战事逐渐向着有利于神圣罗马帝国一边倾斜，到了1634年的诺尔德林根战役后，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代表德意志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不再支持瑞典，使瑞典军队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危险境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则转入了战略反攻。
欧洲大陆打得热火朝天，英格兰做为欧洲的一方势力此时又在干嘛呢？他们也没闲着，先是与西班牙打了一架，然后又卷入了法国内战。
结果两次都输了，时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面对国库空虚束手无策，连战争赔款也还不上。下议院还一个劲儿的不配合，哪儿还有心思去欧洲大陆上掺合，正窝在岛上想办法筹钱呢。
除了南欧、西欧、北欧的这些国家之外，在17世纪初的欧洲东部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足以影响整个欧洲的走势，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奥斯曼帝国。
准确的讲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参战了，只是叫声大动作小，光鼓掌加油不掏钱也不出兵，标准的滑头。
奥斯曼帝国倒没像波兰这么鸡贼，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东边的波斯萨珊王朝在阿巴斯一世的领导下国力日渐增强，从1603年起连续三次战胜奥斯曼帝国，夺得了整个外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不断向西蚕食着帝国领土。1623年，波斯军队向伊拉克进发，奥斯曼帝国坚决迎战。目前双方在外高加索和伊拉克一带打的难解难分，十多年了也决不出胜负，哪儿还有精力去欧洲插一腿。
难道说世界上到处都在打仗，风景唯有这边独好吗？过去的十年差不多还真是这样。亚洲东部和南部，在大明帝国日渐强盛的背景下秩序井然，没发生过大规模战争。
但有一种武器对全人类都有效，既不能躲也无法闪避，时间！
十年，多少曾经的敌人烟消云散，又有多少亲人、朋友、同僚撒手人寰。皇妃王氏薨了、姥爷永宁候王天瑞和舅舅锦衣卫千户王长锡走了、老岳父博平候郭维城也走了。
李实、张然、邹义、王国泰、白倧……一大批太子潜邸也都陆续离开，就连有可能祸害遗千年的魏忠贤也在去年病死。很显然，他没达到成为祸害的法力。
西南总督袁可立、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方从哲、翁正春都没抗住时间的摧残。阮香江致仕之后返回安南老家，安度晚年。
兵部尚书王在晋、工业部尚书徐光启、农业部尚书王象晋、大理寺卿高攀龙、左都御史顾大章、三省总督周道登、工业部左侍郎李之藻、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半月谈主编马经纶……也陆续倒在了任上或者家中。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永远离开，洪涛没有太多惋惜和悲痛。他见证了太多生离死别，早就麻木了，唯有在遇到某些难题时才会偶尔想起某个人的音容笑貌。
再看看日渐衰老的王安、袁应泰、杨涟、左光斗、李如樟、李如梅和人到中年的王承恩、魏三、谭不明、朱海鸥……恍如在看一部历史纪录片，片中人物走马灯般的替换，唯独不变的是观众，也就是自己。
按照25年一代人的算法，自己熬走了整整一代人。但若是只算政治生命的话，绝大部分官员的高光时刻不会超过15年，也就是说自己熬走了至少两代人。
眼下的大明帝国朝廷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吏治改革，却悄悄转变了政治版图。出自新学和海户司的官员占据了多数，且身居高位，来自传统科举的官员越来越少，发出的声音和影响力也越来越低。
现在的朝堂里真做到了上下一心，令行禁止，皇帝的意志就是唯一，没有任何探讨对错的必要。即便仍有少数政见不同者也举步维艰，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随波逐流、要不被庞大的体系碾碎。
这就是洪涛计划中的第二步，以时间换权力！不用拼命挖传统官僚们的祖坟，也能最终完全掌握话语权。事实证明只要上位者寿命足够长、脑子足够用，再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完全可以做到。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理念，也可以阳奉阴违磨洋工，但只要你活不过我，早晚要把权力交出来。虽然这么做会拖上二三十年，得有足够的耐心，却可以让权力交接得特别平稳，且没有什么副作用。
(本章完)
在欧洲方面，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刚开始天主教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便丹麦在英格兰、荷兰与法国的支持下加入了新教阵营，仍旧敌不过帝国皇帝的打击。
景阳二十五年（1629），神圣罗马帝国将军瓦伦斯泰接连击败丹麦军队，将德意志地区重新纳入帝国版图，兵临波罗的海威胁到丹麦本土。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被迫求和，与帝国签订了《哥本哈根条约》，从此退出战争。
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了波罗的海沿岸，与一直致力于建立环波罗的海大国的瑞典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冲突。但瑞典正与波兰立陶宛联邦争夺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一时间抽不开身。
这时候又一位历史名人站了出来，极力游说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再说服了法王路易十三，支持瑞典出兵对抗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人叫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法国首相，同时还是罗马教廷任命的红衣主教。
如果说俾斯麦是德国崛起的铁血首相，那黎塞留就是法国强盛的铁血首相。他上任之后平定了胡格诺派的叛乱，铲除了国内诸多反对国王的贵族，包括路易十三的兄弟们，让王权得到了巩固。
同时实施重商主义，鼓励法国工商业发展，支持法国商人进行跨洋贸易与荷兰商人展开竞争，扩大北美殖民地。以外交手段替法国商人在奥斯曼、波斯和沙皇俄国寻找商业机会。
在对外方面黎塞留也是个强硬派，他虽然是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但始终认为国家利益高于教会，并将哈布斯堡家族视为阻碍法国发展的主要敌人。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黎塞留不光为瑞典扫平了出兵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道路，还说服法王路易十三每年资助瑞典100万里弗尔。并极力分化德意志天主教诸侯，诱使他们在瑞典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景阳二十六年（1630），年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向神圣罗马帝国宣战，亲率大军在波美拉尼亚（德国和波兰北部靠波罗的海地区）登陆，连战连捷，迅速巩固了德意志北部新教诸侯的地盘。
此后古斯塔夫二世一路向南，于1632年占据了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城。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在吕岑战役中，年仅38岁的瑞典国王不幸战死，瑞典军队虽然最终取胜，却受到了很大损失。
接下来战事逐渐向着有利于神圣罗马帝国一边倾斜，到了1634年的诺尔德林根战役后，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代表德意志诸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不再支持瑞典，使瑞典军队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危险境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则转入了战略反攻。
欧洲大陆打得热火朝天，英格兰做为欧洲的一方势力此时又在干嘛呢？他们也没闲着，先是与西班牙打了一架，然后又卷入了法国内战。
结果两次都输了，时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面对国库空虚束手无策，连战争赔款也还不上。下议院还一个劲儿的不配合，哪儿还有心思去欧洲大陆上掺合，正窝在岛上想办法筹钱呢。
除了南欧、西欧、北欧的这些国家之外，在17世纪初的欧洲东部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足以影响整个欧洲的走势，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奥斯曼帝国。
准确的讲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参战了，只是叫声大动作小，光鼓掌加油不掏钱也不出兵，标准的滑头。
奥斯曼帝国倒没像波兰这么鸡贼，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东边的波斯萨珊王朝在阿巴斯一世的领导下国力日渐增强，从1603年起连续三次战胜奥斯曼帝国，夺得了整个外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不断向西蚕食着帝国领土。1623年，波斯军队向伊拉克进发，奥斯曼帝国坚决迎战。目前双方在外高加索和伊拉克一带打的难解难分，十多年了也决不出胜负，哪儿还有精力去欧洲插一腿。
难道说世界上到处都在打仗，风景唯有这边独好吗？过去的十年差不多还真是这样。亚洲东部和南部，在大明帝国日渐强盛的背景下秩序井然，没发生过大规模战争。
但有一种武器对全人类都有效，既不能躲也无法闪避，时间！
十年，多少曾经的敌人烟消云散，又有多少亲人、朋友、同僚撒手人寰。皇妃王氏薨了、姥爷永宁候王天瑞和舅舅锦衣卫千户王长锡走了、老岳父博平候郭维城也走了。
李实、张然、邹义、王国泰、白倧……一大批太子潜邸也都陆续离开，就连有可能祸害遗千年的魏忠贤也在去年病死。很显然，他没达到成为祸害的法力。
西南总督袁可立、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方从哲、翁正春都没抗住时间的摧残。阮香江致仕之后返回安南老家，安度晚年。
兵部尚书王在晋、工业部尚书徐光启、农业部尚书王象晋、大理寺卿高攀龙、左都御史顾大章、三省总督周道登、工业部左侍郎李之藻、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半月谈主编马经纶……也陆续倒在了任上或者家中。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永远离开，洪涛没有太多惋惜和悲痛。他见证了太多生离死别，早就麻木了，唯有在遇到某些难题时才会偶尔想起某个人的音容笑貌。
再看看日渐衰老的王安、袁应泰、杨涟、左光斗、李如樟、李如梅和人到中年的王承恩、魏三、谭不明、朱海鸥……恍如在看一部历史纪录片，片中人物走马灯般的替换，唯独不变的是观众，也就是自己。
按照25年一代人的算法，自己熬走了整整一代人。但若是只算政治生命的话，绝大部分官员的高光时刻不会超过15年，也就是说自己熬走了至少两代人。
眼下的大明帝国朝廷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吏治改革，却悄悄转变了政治版图。出自新学和海户司的官员占据了多数，且身居高位，来自传统科举的官员越来越少，发出的声音和影响力也越来越低。
现在的朝堂里真做到了上下一心，令行禁止，皇帝的意志就是唯一，没有任何探讨对错的必要。即便仍有少数政见不同者也举步维艰，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随波逐流、要不被庞大的体系碾碎。
这就是洪涛计划中的第二步，以时间换权力！不用拼命挖传统官僚们的祖坟，也能最终完全掌握话语权。事实证明只要上位者寿命足够长、脑子足够用，再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完全可以做到。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理念，也可以阳奉阴违磨洋工，但只要你活不过我，早晚要把权力交出来。虽然这么做会拖上二三十年，得有足够的耐心，却可以让权力交接得特别平稳，且没有什么副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