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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是拖，找各种理由拖着不交税粮。鉴于苏州府税粮过重的事实，朝廷方面也没死追着不放。但不催不意味着不交，早晚还是得补上的。
当地百姓没辙了，干脆想了个办法，把自家的土地卖给士绅豪强，然后去当佃户。虽然土地没了，但士绅豪强们家里有功名或者有人为官，享受免税田，一年下来好歹能分到些粮食勉强度日。
或者干脆不种地了，改为去运河边上打工、去纺纱织布、去贩运私盐，反正什么挣钱干什么。管它是不是朝廷禁止的，大明又不是自己家的，兴旺于己何干。
这样一来，江浙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越发严重，大部分田亩都落入了士绅豪强名下，登记成了免税田，名正言顺的不用交税粮。
到宣德年间，朝廷实际上已经从苏州府收不到多少税粮了。朱瞻基下旨清查，可遭遇的阻力很大。当地官府为了自身利益，肯定不愿意得罪士绅豪强，根本不说实话。
派遣钦差下去整顿税赋，结果刚到苏州就引发了民变。乱民们不光公然抗税，甚至聚集起来打家劫舍。而大多数田亩都划在了士绅豪强名下，想查清楚是否超过了标准，更是难上加难。
眼见税粮一点都收不上来了，朱瞻基只好下旨减免，到了万历年间，苏州府的税粮从277万石减到了72万石，可依旧无法交齐。
当地民众已经养成了习惯，宁可费尽心思造假、冒着杀头的罪名抗税，也不轻易纳税，不管多少都不交。
就连以铁腕着称的张居正，在苏州府推行新政时也碰了一鼻子灰，以至于在信中称苏州府赖粮成癖，其乡人最无赖，谓之鬼地。
就算是到了洪涛登基的景阳年间，也不敢直接对江浙地区的官僚利益集团下手，只能通过朝堂官员任免、封锁海上通道、在广东、福建、天津建立新的经济中心等手段间接消弱其影响力。
可不管怎么躲避，在长达十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双方还是发生了两次正面交锋。第一次在景阳四年，北方多省受灾严重发生粮荒，而江浙地区的官僚集团伙同部分朝臣，为了对抗赈灾新法，要用囤积居奇的手法来个一箭双雕。
第二次发生在景阳十年的松江府，晋商集团和甬商集团鼓动民乱，实际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团的暗中支持。
法不责众，是他们的惯用招数。当年他们用这一招对付过好几任皇帝，只是没想到在景阳皇帝这里栽了大跟头，还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从那儿之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抗。
但对于景阳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集团并没打算俯首帖耳，只是因为明着斗不过，才不得已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要问官僚资本集团为什么锲而不舍的非要与皇帝和新政作对，这和反对高税粮政策的性质完全不同。
朱元璋是出于报复，故意折磨苏州府的民众，而新政并不针对谁或者谁们，也没有地区歧视。之所以造成如今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纯粹是因为两个字，利益。
新政开放了海贸、设立了海关、加强了海上剿匪缉私，这一连串政策下来，搞海贸的商人、产品大量出口的工厂作坊、大量进口原材料的产业都被盘活了，连带着关税猛增，地方官府和中央朝廷皆受益。
唯独原来仗着权势独霸海上走私和垄断进口货物的官僚资本受损了，他们不光失去了垄断地位，还要遭受海军的严厉打击，人财俱失，不急眼才怪。
新政解放了农民，从自耕农到佃户的税粮连年下降，还可以开垦荒地种植新的农作物抵税，或者投入农庄合作社，有了好几种选择，不再受士绅豪强大地主的控制。
新政还创造了新的阶层，工人。与传统的工匠不同，工人更自由也更简单，可以大批量复制。同时也更依赖于新政，没有大量工厂的存在就没有他们生活的土壤。
新政的最终结果是盘活了地方经济，让白银有效的流通了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昌平毛纺厂的股份大部分是由六部九卿占有，但真正掏银子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依附他们的士绅豪强大地主。
这些银子如果藏在自家地窖里，除了氧化什么作用也不会有，没有新政也不会有那么多放贷的机会。但拿出来投资毛纺厂不光每年能分红利，同时还解决了上千工人生计，让他们都有了口比较安稳的饭吃。
因为有了毛纺厂，喀喇沁和土默特两部的牧人也多了一笔额外收入，而类似的收入再多点，他们可能就不会选择南侵了，能靠剪羊毛吃饱饭，谁又乐意提着刀去拼命呢。
其实好处远不止如此，毛纺厂的产品出来后，不管南下还是北上都需要运输，这又等于养活了装卸工和船工。到了地方还要售卖，于是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有了利润可赚。如果要出口的话，海商和海关又得再收入一笔。
看，本来是要埋藏在地窖里不知道啥时候能放出高利贷的银子，只需拿出几万两、十几万两，算准了机会建个工厂，不光自己可以赚到大笔回报，还能为成千上万百姓提供好处，也包括朝廷和国家。
按照景阳皇帝的说法，这叫社会责任。按照古代圣贤的说法，这叫达则兼济天下。反正不管听谁的吧，都是利人利己还利国的好事儿。
和新政比起来，官僚资本的经营方式就不那么美好了。他们是用权力垄断市场，然后吃独食，恨不得把自己撑死，同时也把社会各阶层全差点饿死，属于损人利己的范畴，高下立判。
但话又说回来了，垄断是真香啊，只要吃上这口饭，什么都不香了。谁若是想打破垄断的饭碗，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共存的可能。
而景阳皇帝推行的新政，表面上看是让利于民，实则是在挖官僚垄断产业的根，是打着创造新利益的幌子，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
只不过他做得比较隐晦，利用了诸多手法掩人耳目。刚开始可能没多少人能搞懂，但纸总有包不住火的时候，随着新政逐渐形成了规模，本来面目也就盖不住了。
虽然此时皇权已经如日中天，无人再能随意撼动，可为了保住自身利益，遇到机会还是有人愿意也敢于铤而走险的，无它，利益太大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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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百姓没辙了，干脆想了个办法，把自家的土地卖给士绅豪强，然后去当佃户。虽然土地没了，但士绅豪强们家里有功名或者有人为官，享受免税田，一年下来好歹能分到些粮食勉强度日。
或者干脆不种地了，改为去运河边上打工、去纺纱织布、去贩运私盐，反正什么挣钱干什么。管它是不是朝廷禁止的，大明又不是自己家的，兴旺于己何干。
这样一来，江浙地区的土地兼并现象越发严重，大部分田亩都落入了士绅豪强名下，登记成了免税田，名正言顺的不用交税粮。
到宣德年间，朝廷实际上已经从苏州府收不到多少税粮了。朱瞻基下旨清查，可遭遇的阻力很大。当地官府为了自身利益，肯定不愿意得罪士绅豪强，根本不说实话。
派遣钦差下去整顿税赋，结果刚到苏州就引发了民变。乱民们不光公然抗税，甚至聚集起来打家劫舍。而大多数田亩都划在了士绅豪强名下，想查清楚是否超过了标准，更是难上加难。
眼见税粮一点都收不上来了，朱瞻基只好下旨减免，到了万历年间，苏州府的税粮从277万石减到了72万石，可依旧无法交齐。
当地民众已经养成了习惯，宁可费尽心思造假、冒着杀头的罪名抗税，也不轻易纳税，不管多少都不交。
就连以铁腕着称的张居正，在苏州府推行新政时也碰了一鼻子灰，以至于在信中称苏州府赖粮成癖，其乡人最无赖，谓之鬼地。
就算是到了洪涛登基的景阳年间，也不敢直接对江浙地区的官僚利益集团下手，只能通过朝堂官员任免、封锁海上通道、在广东、福建、天津建立新的经济中心等手段间接消弱其影响力。
可不管怎么躲避，在长达十多年的执政过程中，双方还是发生了两次正面交锋。第一次在景阳四年，北方多省受灾严重发生粮荒，而江浙地区的官僚集团伙同部分朝臣，为了对抗赈灾新法，要用囤积居奇的手法来个一箭双雕。
第二次发生在景阳十年的松江府，晋商集团和甬商集团鼓动民乱，实际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团的暗中支持。
法不责众，是他们的惯用招数。当年他们用这一招对付过好几任皇帝，只是没想到在景阳皇帝这里栽了大跟头，还因此损失了几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从那儿之后，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反抗。
但对于景阳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区的官僚资本集团并没打算俯首帖耳，只是因为明着斗不过，才不得已暂时蛰伏起来等待时机。
要问官僚资本集团为什么锲而不舍的非要与皇帝和新政作对，这和反对高税粮政策的性质完全不同。
朱元璋是出于报复，故意折磨苏州府的民众，而新政并不针对谁或者谁们，也没有地区歧视。之所以造成如今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纯粹是因为两个字，利益。
新政开放了海贸、设立了海关、加强了海上剿匪缉私，这一连串政策下来，搞海贸的商人、产品大量出口的工厂作坊、大量进口原材料的产业都被盘活了，连带着关税猛增，地方官府和中央朝廷皆受益。
唯独原来仗着权势独霸海上走私和垄断进口货物的官僚资本受损了，他们不光失去了垄断地位，还要遭受海军的严厉打击，人财俱失，不急眼才怪。
新政解放了农民，从自耕农到佃户的税粮连年下降，还可以开垦荒地种植新的农作物抵税，或者投入农庄合作社，有了好几种选择，不再受士绅豪强大地主的控制。
新政还创造了新的阶层，工人。与传统的工匠不同，工人更自由也更简单，可以大批量复制。同时也更依赖于新政，没有大量工厂的存在就没有他们生活的土壤。
新政的最终结果是盘活了地方经济，让白银有效的流通了起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昌平毛纺厂的股份大部分是由六部九卿占有，但真正掏银子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依附他们的士绅豪强大地主。
这些银子如果藏在自家地窖里，除了氧化什么作用也不会有，没有新政也不会有那么多放贷的机会。但拿出来投资毛纺厂不光每年能分红利，同时还解决了上千工人生计，让他们都有了口比较安稳的饭吃。
因为有了毛纺厂，喀喇沁和土默特两部的牧人也多了一笔额外收入，而类似的收入再多点，他们可能就不会选择南侵了，能靠剪羊毛吃饱饭，谁又乐意提着刀去拼命呢。
其实好处远不止如此，毛纺厂的产品出来后，不管南下还是北上都需要运输，这又等于养活了装卸工和船工。到了地方还要售卖，于是批发商和零售商也有了利润可赚。如果要出口的话，海商和海关又得再收入一笔。
看，本来是要埋藏在地窖里不知道啥时候能放出高利贷的银子，只需拿出几万两、十几万两，算准了机会建个工厂，不光自己可以赚到大笔回报，还能为成千上万百姓提供好处，也包括朝廷和国家。
按照景阳皇帝的说法，这叫社会责任。按照古代圣贤的说法，这叫达则兼济天下。反正不管听谁的吧，都是利人利己还利国的好事儿。
和新政比起来，官僚资本的经营方式就不那么美好了。他们是用权力垄断市场，然后吃独食，恨不得把自己撑死，同时也把社会各阶层全差点饿死，属于损人利己的范畴，高下立判。
但话又说回来了，垄断是真香啊，只要吃上这口饭，什么都不香了。谁若是想打破垄断的饭碗，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共存的可能。
而景阳皇帝推行的新政，表面上看是让利于民，实则是在挖官僚垄断产业的根，是打着创造新利益的幌子，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
只不过他做得比较隐晦，利用了诸多手法掩人耳目。刚开始可能没多少人能搞懂，但纸总有包不住火的时候，随着新政逐渐形成了规模，本来面目也就盖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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