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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病了，听说还挺重，具体细节除了皇后谁也不知道。第二天皇帝突然一反常态召见了内阁，当面叮嘱几位大学士尽心辅佐太子，还下旨废除矿税、停止修建两大殿、大赦天下，有点安排后事的意思。
就在皇宫和朝廷内外认全屏气凝神等待即将要来到的重大变故时，转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内臣向内阁索要圣旨打算反悔。
此时如果沈一贯坚持说圣旨已经下发来不及追回，内臣们就算把脑袋撞破也没辙。但他不知道为啥，居然把圣旨交了回去。
这下朝臣们可不干了，不管属于哪个派别，全都调转枪口对着沈一贯开喷。连司礼监的一把手掌印太监田义都私下抱怨说沈一贯是软骨头，如果能再顶一顶，一直被朝臣诟病的矿税说不定就此废止，可惜了，功亏一篑。
此事传到江西，景德镇万余名瓷工暴动，砸了瓷厂、烧了税署、杀了税监。一时间朝野上下骂声四起，谁也顾不上缩在东宫里玩物丧志的太子了。
为什么矿税会造成如此大轰动，洪涛心里还是明白点的。在皇宫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把这个时代的各种政策找来研究。然后站在上帝视角，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说起矿税可算是老调重弹了，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时断时续，成为了皇帝与朝臣们之间一个永远无休止的争论话题。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朱元璋忙着稳固统治，对于开矿并不热衷。即便有一些矿业，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导的国企，产量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明成祖朱棣时期政权趋于稳定，民间经济有所复苏，矿业自然而然随之发展，矿税已经有了十数倍增长，皇帝再瞎也无法忽视。
到了明中期之后，朝廷机构越来越大，官员越来越多，藩王也越来越多，时不时还得对外打一打仗，财政开支随之加大。
可明朝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亩都不兼并，想靠种地突然提高产量显然不靠谱，大幅度提高总体耕种数量也比较难。
士农工商，首先士这个阶层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没有直接产出。虽然说士人很多都比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为孤家寡人，就没法大规模从士人手里要钱。
紧跟其后的农就是农民，也是社会主体。针对他们的税收已经不算轻了，再加上土地兼并的问题，继续加重税收无异于自掘坟墓。
然后再看最低级的商，明朝从开始就定下了基调，重本抑末，不鼓励经商。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商人则只能穿绢和布。
他觉得商人无信，还特别不安分，钱多了容易引发胡思乱想，就人为降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让人们不愿意经商。虽然中后期有所松动，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维定式本质上并没改变。
在一个不鼓励经商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但凡有别的出路肯定不愿意经商，即便迫不得已干上了这一行也没有太多积极性，无非就是当个跳板，找机会跳出商人阶层。
就拿前年关钞收入举例，总共40多万两，只占太仓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业税收占太仓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达70%以上。
而宋朝的农业税率还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农业税率收的话，北宋和南宋的商业税占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实都不用计算这么多比例，更不用寻思是否鼓励商业，只要看看明朝的户籍制度是怎么规定的就明白为啥商业不发达了。
一个禁止百姓随意流动，出门必须开介绍信的规定，就能把90%的民间商业扼杀在摇篮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员集团主导的商业，比如盐铁茶粮。
这些行业与其说是商业不如说更像后世的国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还垄断市场，进一步压制民间商业的发展。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想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商业税收，就和马上让每亩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产出一样不靠谱。除非玩亩产万斤放卫星那套把戏糊弄，但明朝皇帝显然还没那么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农民往死里整。
好了，现在士、农、商都没多余的油水可榨，就还剩下个工。工匠轮流给朝廷服役日子本来过得就不算好，显然也拿不出太多钱。不过有个产业例外，开矿，尤其是贵金属矿。
无论金银铜矿，只要挖出来就是钱。朝廷不鼓励开矿，主要是怕引发社会动荡。矿山一般都在荒郊野岭中，弄一群青壮进去很不好管理。
朱元璋就是靠聚众造反起家的，深知这种人聚集多了有多危险，所以宁可舍弃矿产收入不要，也不愿意国家四处藏着隐患。
但皇帝不愿意采矿，不意味着真金白银扔在那里没人惦记。各地豪强包括官员们都不是傻子，岂有入宝山空手的道理。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利用政策漏洞变相贩卖许可证，然后再收一大笔回扣或者干脆参股经营。
在人为操作下，明朝的矿业慢慢成了灰色产业，每年上缴朝廷的税收只有可怜的一点点，但各地开矿的规模却逐年增加。
公文上面写的凄凄凉凉，实际上干得红红火火，利润全进了当地豪强和官员兜里。最底层的矿工和最高层的皇帝一样都只能喝口汤，还是凉的。
其实收矿税并不是万历皇帝首创，在正德年间就这么干过。皇帝一看，好嘛，你们一个个吃的脑满肠肥，连口热汤也不给我剩，到头来国家一有事就催着我掏私房钱补贴，凭什么啊！
性格软一些的皇帝还能忍，赶上性格比较强的皇帝干脆就不忍了。你们能拿老子为啥拿不得！你们能利用权力欺上瞒下，我就派宦官去全国各地检查。发现一个开矿的就坐地收税，收上来的税全入内帑。
这下朝臣和地方豪强们可就不乐意了，但又不能直接说皇帝抢了自己碗里的饭，咋办呢？好办，他们用了两个招数。
先发动舆论攻势，只字不提入股开矿的事情，只说皇帝派宦官收税是与民夺利，增加了矿工负担，容易造成民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再私底下蛊惑矿工，把他们吃苦受累加班加点忙活一年，到头来却还是挨饿受冻的根源归结于皇帝拿走了多吃多占，就像后世用舆论引导996们去憎恨资本家一样，把真正的始作俑者藏在大义后面难见首尾。
大多数矿工都是贫苦出身，站的平台不够高，根本看不到高层里的弯弯绕，很容易上当，然后就傻乎乎的和各地矿监对抗，给别人当了枪使还茫然不知。
输了，在当地吃官司，躲过一阵风还会被放出来继续干活。赢了，真逼得皇帝不得不把矿监叫回去，所得的红利也落不到他们手里，最终还是和原来一样，该吃不饱依旧吃不饱，该加班加点一样不会少。
说起矿税之争，表面上看是皇帝横征暴敛，实际上是官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利益争夺。没有谁对谁错，两边全是为了私利，没一个是为国家着想，属于狗咬狗一嘴毛。
官员集团试图用经济手段限制皇权，没钱了，皇帝自然就要听官员的建议，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治理国家，同时也得放权。这是从朱元璋废除宰相、大权独揽那会儿起种下的祸根，开头就走错了方向，早晚得爆发。
反之，皇帝想巩固皇权手里必须有钱，否则怎么养着一大堆宦官为自己办事。没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拿什么和满朝文武掰手腕呢。
这一点从满朝文武，包括部分宦官的态度上就能得到证明。沈一贯是浙党领袖，在朝堂里势力最大。同时存在的还有好几个小团体，暗地里争斗不休互相倾轧。可到了矿税一事上，他们立马就摒弃前嫌统一口径了。
俗话说的好，事物反常必为妖。他们为什么如此一致呢，难道真是为了社稷和百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他们有这么高节操，早就该把自家多占的土地全吐出来归还给农户。
合乎逻辑的推论只有一个，官员和部分宦官在矿税这件事上利益一致，也只有真金白银的利益才能让不同地域、不同理念、不同诉求的人如此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前赴后继。从劲头上看，利益还不小呢。
二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病了，听说还挺重，具体细节除了皇后谁也不知道。第二天皇帝突然一反常态召见了内阁，当面叮嘱几位大学士尽心辅佐太子，还下旨废除矿税、停止修建两大殿、大赦天下，有点安排后事的意思。
就在皇宫和朝廷内外认全屏气凝神等待即将要来到的重大变故时，转天皇帝的病突然好了，又派内臣向内阁索要圣旨打算反悔。
此时如果沈一贯坚持说圣旨已经下发来不及追回，内臣们就算把脑袋撞破也没辙。但他不知道为啥，居然把圣旨交了回去。
这下朝臣们可不干了，不管属于哪个派别，全都调转枪口对着沈一贯开喷。连司礼监的一把手掌印太监田义都私下抱怨说沈一贯是软骨头，如果能再顶一顶，一直被朝臣诟病的矿税说不定就此废止，可惜了，功亏一篑。
此事传到江西，景德镇万余名瓷工暴动，砸了瓷厂、烧了税署、杀了税监。一时间朝野上下骂声四起，谁也顾不上缩在东宫里玩物丧志的太子了。
为什么矿税会造成如此大轰动，洪涛心里还是明白点的。在皇宫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把这个时代的各种政策找来研究。然后站在上帝视角，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说起矿税可算是老调重弹了，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时断时续，成为了皇帝与朝臣们之间一个永远无休止的争论话题。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朱元璋忙着稳固统治，对于开矿并不热衷。即便有一些矿业，基本也是由朝廷主导的国企，产量很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明成祖朱棣时期政权趋于稳定，民间经济有所复苏，矿业自然而然随之发展，矿税已经有了十数倍增长，皇帝再瞎也无法忽视。
到了明中期之后，朝廷机构越来越大，官员越来越多，藩王也越来越多，时不时还得对外打一打仗，财政开支随之加大。
可明朝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先不提土地政策，就算一亩都不兼并，想靠种地突然提高产量显然不靠谱，大幅度提高总体耕种数量也比较难。
士农工商，首先士这个阶层是管理者，只能提高效率，没有直接产出。虽然说士人很多都比较富，但皇帝如果不想成为孤家寡人，就没法大规模从士人手里要钱。
紧跟其后的农就是农民，也是社会主体。针对他们的税收已经不算轻了，再加上土地兼并的问题，继续加重税收无异于自掘坟墓。
然后再看最低级的商，明朝从开始就定下了基调，重本抑末，不鼓励经商。朱元璋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商人则只能穿绢和布。
他觉得商人无信，还特别不安分，钱多了容易引发胡思乱想，就人为降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让人们不愿意经商。虽然中后期有所松动，但上百年形成的思维定式本质上并没改变。
在一个不鼓励经商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但凡有别的出路肯定不愿意经商，即便迫不得已干上了这一行也没有太多积极性，无非就是当个跳板，找机会跳出商人阶层。
就拿前年关钞收入举例，总共40多万两，只占太仓收入的10%不到。而北宋的商业税收占太仓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到了南宋更是高达70%以上。
而宋朝的农业税率还要比明朝高，如果按照明朝的农业税率收的话，北宋和南宋的商业税占比怕是要逼近90%了。
其实都不用计算这么多比例，更不用寻思是否鼓励商业，只要看看明朝的户籍制度是怎么规定的就明白为啥商业不发达了。
一个禁止百姓随意流动，出门必须开介绍信的规定，就能把90%的民间商业扼杀在摇篮中。剩下的全都是由皇室和官员集团主导的商业，比如盐铁茶粮。
这些行业与其说是商业不如说更像后世的国企，不光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还垄断市场，进一步压制民间商业的发展。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想短时间内快速提高商业税收，就和马上让每亩土地比去年多增加三倍产出一样不靠谱。除非玩亩产万斤放卫星那套把戏糊弄，但明朝皇帝显然还没那么狠辣缺德，真要活活把农民往死里整。
好了，现在士、农、商都没多余的油水可榨，就还剩下个工。工匠轮流给朝廷服役日子本来过得就不算好，显然也拿不出太多钱。不过有个产业例外，开矿，尤其是贵金属矿。
无论金银铜矿，只要挖出来就是钱。朝廷不鼓励开矿，主要是怕引发社会动荡。矿山一般都在荒郊野岭中，弄一群青壮进去很不好管理。
朱元璋就是靠聚众造反起家的，深知这种人聚集多了有多危险，所以宁可舍弃矿产收入不要，也不愿意国家四处藏着隐患。
但皇帝不愿意采矿，不意味着真金白银扔在那里没人惦记。各地豪强包括官员们都不是傻子，岂有入宝山空手的道理。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利用政策漏洞变相贩卖许可证，然后再收一大笔回扣或者干脆参股经营。
在人为操作下，明朝的矿业慢慢成了灰色产业，每年上缴朝廷的税收只有可怜的一点点，但各地开矿的规模却逐年增加。
公文上面写的凄凄凉凉，实际上干得红红火火，利润全进了当地豪强和官员兜里。最底层的矿工和最高层的皇帝一样都只能喝口汤，还是凉的。
其实收矿税并不是万历皇帝首创，在正德年间就这么干过。皇帝一看，好嘛，你们一个个吃的脑满肠肥，连口热汤也不给我剩，到头来国家一有事就催着我掏私房钱补贴，凭什么啊！
性格软一些的皇帝还能忍，赶上性格比较强的皇帝干脆就不忍了。你们能拿老子为啥拿不得！你们能利用权力欺上瞒下，我就派宦官去全国各地检查。发现一个开矿的就坐地收税，收上来的税全入内帑。
这下朝臣和地方豪强们可就不乐意了，但又不能直接说皇帝抢了自己碗里的饭，咋办呢？好办，他们用了两个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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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私底下蛊惑矿工，把他们吃苦受累加班加点忙活一年，到头来却还是挨饿受冻的根源归结于皇帝拿走了多吃多占，就像后世用舆论引导996们去憎恨资本家一样，把真正的始作俑者藏在大义后面难见首尾。
大多数矿工都是贫苦出身，站的平台不够高，根本看不到高层里的弯弯绕，很容易上当，然后就傻乎乎的和各地矿监对抗，给别人当了枪使还茫然不知。
输了，在当地吃官司，躲过一阵风还会被放出来继续干活。赢了，真逼得皇帝不得不把矿监叫回去，所得的红利也落不到他们手里，最终还是和原来一样，该吃不饱依旧吃不饱，该加班加点一样不会少。
说起矿税之争，表面上看是皇帝横征暴敛，实际上是官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利益争夺。没有谁对谁错，两边全是为了私利，没一个是为国家着想，属于狗咬狗一嘴毛。
官员集团试图用经济手段限制皇权，没钱了，皇帝自然就要听官员的建议，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治理国家，同时也得放权。这是从朱元璋废除宰相、大权独揽那会儿起种下的祸根，开头就走错了方向，早晚得爆发。
反之，皇帝想巩固皇权手里必须有钱，否则怎么养着一大堆宦官为自己办事。没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拿什么和满朝文武掰手腕呢。
这一点从满朝文武，包括部分宦官的态度上就能得到证明。沈一贯是浙党领袖，在朝堂里势力最大。同时存在的还有好几个小团体，暗地里争斗不休互相倾轧。可到了矿税一事上，他们立马就摒弃前嫌统一口径了。
俗话说的好，事物反常必为妖。他们为什么如此一致呢，难道真是为了社稷和百姓？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他们有这么高节操，早就该把自家多占的土地全吐出来归还给农户。
合乎逻辑的推论只有一个，官员和部分宦官在矿税这件事上利益一致，也只有真金白银的利益才能让不同地域、不同理念、不同诉求的人如此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前赴后继。从劲头上看，利益还不小呢。